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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 慕尼黑，一九二二年（第12页）

但这些只是小麻烦。因为他不太上街，他没怎么想过街上穿制服的暴徒。纳粹在德国未来的政体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想法几乎不值得讨论。他认为，既然他们没有根基，也将会很快退出。他认为未来的争斗将在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之间。

若干年前，当戈洛刚开始对政治哲学感兴趣时，他喜欢和戈洛辩论这两者的裂隙将可能弥合。如今他与戈洛的讨论都集中在纳粹和意大利法西斯的区别上，话题关于德国工人党是如何在不知不觉间进入公众想象的中心，他们没有赢得任何选举，也没有为了获得支持而降低语调。当他试图让戈洛对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感兴趣时，戈洛耸耸肩说：

“虽然海因里希、埃丽卡、克劳斯都认为希特勒对我们所有人是一个威胁，但不意味着这就不是真的。”

“我没说过这不是真的。”

“我很高兴听到这话。”

他发现，埃丽卡和克劳斯从他们敌人的粗俗和恶意中得到能量。他们旅行去了美国，遇到一群好奇的记者想要采访他们。他们的朋友里基·豪尔加滕正住在纽约，他招待了他们，带他们去城里寻欢作乐。埃丽卡在信中说，其中一些乐子连她亲爱的父母都不能说。他俩坐火车穿越美国，然后环球旅行，去了日本、韩国、俄国，合写了一本关于旅途见闻的书，书的结尾是沮丧的回国，他们在微明的晨光中踏上普鲁士的土地，在警察警惕的目光下，他们只得停止嬉笑，严肃起来。

托马斯记得，他们抵达时见到的并不是警察，而是他们的父母和弟妹。他们没有回到柏林，而是回到了慕尼黑。刚到家时，他们几乎又变成了孩子。往常他和他们的母亲总是提醒他们在餐桌上要守规矩，但这次他们的环球历险记充满了天真的奇遇，仿佛两个民间故事里的姐弟，逃到世上后，被许多好心的陌生人照顾，幸运地避开了所有灾祸。

很快他们又变回了成年人。当里基·豪尔加滕从美国回来，埃丽卡写了一本童书，他给书画了插画。卡提娅告诉托马斯，克劳斯和他谈上了恋爱。克劳斯现在每年出版一两部小说。埃丽卡因她写的新女性短文而名扬德国。她喜欢被拍到开着车，飞扬着短发，对性和政治这类争议性话题发表意见。她与里基参加了一场为期十天的赛车并赢得冠军，埃丽卡在他们各地的休息处写作。

当时托马斯和卡提娅迈入了平静的知天命之年，而埃丽卡和克劳斯发现生活多姿多彩。他们计划开两部车从德国去波斯，随行的有里基和埃丽卡的朋友安娜玛丽·施瓦岑巴赫。

对托马斯而言，平静的岁月转眼间成了惊诧。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一年，纳粹赢得了??650??万选票，而两年前还仅有??80??万。但他认为，他们的支持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在他看来，德国工人党的承诺是空洞的，人们迟早会醒悟。只要戈洛不再给他看小报上骇人听闻的文章，他就能安定地写他的书了。

然而几个月后，在他写作、出门做讲座和朗读会期间德国发生的变化成了他难以忘怀的景象。他答应去柏林的贝多芬音乐厅做一场题为《呼吁理性》的讲座。这个题目在其他时间也许并不敏感，但此刻是的。他认真地准备讲座，越写越愤怒，也越发肯定这些话必须说出来。

他仍然相信听众是他所定义的三个德国中的第二个。他以为贝多芬音乐厅中会坐满冬夜读书的有思想的人。他以为他们会像他一样谴责抛弃文明社会规则的做法，他把这些规则命名为“自由、平等、教育、积极和发展的信念”。他以为他的听众会鄙视他所称的“怪异蛮横的狂潮和原始的民粹游园会上的吠叫”，他们会认同他说的德国工人党提供了“一种怪诞的政治，充斥着群众反射性的癫狂，游乐园里的钟鸣，高喊的哈利路亚，单一口号念经式地重复，直到所有人都口吐白沫。”他呼吁听众支持社会民主党??──??德国政坛中最理性、最进步的党派。

大厅里座无虚席，他刚开始演讲时，台下的反馈是积极的。他很高兴埃丽卡、克劳斯和卡提娅都在观众席中。当他说到德国给人的感觉可能会变成“对世界的威胁”，又说纳粹是“泥足巨人 (注："与“纸老虎”喻意相近。") ”时，观众席中站起一个男子，要求发言。

托马斯从未被打断过。他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犹豫片刻后，他指了指这个男子，让他发言。

男子的声音传遍整个大厅，说他是一个骗子，是人民的公敌。观众中响起不满的嗡嗡声。托马斯心想幸好他有讲稿。他决定不去理会。他知道欣赏他作品的观众会对此有情绪，但这会进一步激怒那个打断他的人。

他发现大厅里到处都是反对者，他们一抓住机会就辱骂、吹口哨。显然他们是有组织的，他们来此就是为了不让他做讲座。他们现在开始喊他下台。有几人离开座位，朝讲坛走去，但大多数观众默默坐着。打断他的人是有备而来。他们都是年轻人。他每次在演讲中抬眼望去，大厅里都是他们寻衅的身影。

托马斯继续演讲，这时他收到一张纸条，让他缩短发言，在事态变得更紧张之前结束。他决定不能那么做。不仅因为这种撤退会被广泛报道为可耻的投降，也因为他不知道他和卡提娅还有其他人该如何离开??──??如果抗议者觉得他们被吓倒了。

他越发强硬地批判纳粹的理念，大厅里的起哄声越来越大，气氛越来越糟。起初只是个别人在叫嚣，但后来成群的人唱歌、辱骂。到最后，托马斯的声音几乎被淹没。

他讲完后，显然已经很难安全离开。他看到卡提娅做手势让他去台侧。他在那里找到了指挥家布鲁诺·瓦尔特和他妻子，他俩对音乐厅复杂的楼梯和通道很熟悉，小心翼翼地带着他和卡提娅走到隔壁的楼房，瓦尔特的车就停在附近。

托马斯明白，只要纳粹得势，他就再也不能在德国演讲而无惧旧事重演。想听他演讲的人会觉得参加他的活动是不安全的。他同意出版演讲稿，也很高兴它出了三版，但他知道这没什么用。他已经被打上了标记。戈洛想给他看德国工人党报纸上的讲座报道，他拒绝了，他知道他们会怎么说他。

他继续写作，但心里清楚，只要他走上慕尼黑街头，就会被注意到。他和卡提娅在河边散步时，他们警惕着周围。他认为反对纳粹是值得的，他相信他们一定会被打败。他看到，通货膨胀已经让整个国家动荡不宁，在稳定到来之前，会有很多党派倾轧，理念轮换。但柏林那一夜前所未有地让他醒觉，他崇高的文学声名并不能将他置于安全无虞的地位。他不被允许随心所欲地陈述他的思想。他的德国，他在朗读会上对之发言的那个德国，已经失去了中心地位。